延續上上一篇，系慶四十周年的創業經驗分享討論會，自由提問時間的最後一個問題是：「在矽谷工作可以每天五六點鐘下班，為什麼台灣的公司不能？」

這個問題引發台上白熱化的論戰。

在這類的座談會上我比較預期會聽到類似像「台灣發展軟體工業的競爭優勢與劣勢在哪裡」或是「人工智慧未來可能的發展趨勢以及對台灣產業的影響」這類不傷和氣，同時聽起來又很有智慧的前瞻性問題。台上坐的有好幾個是上百人的部門主管或是公司負責人，這問題的針對性和挑釁意味十足。

台上有位學弟專注在問題的後半段，認為台灣的公司應該效法美國，提倡工作與生活的平衡，並且改善員工的工作條件。另一位學長以辯論的手法針對問題的上半段攻擊，因為這個陳述的邏輯性很弱，只要找到一個矽谷公司的員工沒能每天六點前下班，這個問題的前提就不成立，於是後半段也無須回答。兩人的觀點對立，一時頗為熱鬧。

我不確定問問題的人是不是真的想找到答案以及可能的解決方法，當時學弟的回答過於一廂情願，學長的回答又過於消極逃避。以我看來，我的經驗是改變自己遠比改變別人或是整體環境來得容易，如果真的覺得別家公司或別的國家比自己的好很多，那麼該做的不是抱怨，而是想辦法換工作或是換國家。努力嘗試之後，才會比較清楚自己的能力和極限。

繼續說教下去。不光是工作，廣義的人生其實是各種目標的平衡與取捨。如果把「準時下班」當做事業的優先條件，最好就不要同時預期得到「大幅加薪」或是「職位升遷」，能同時得到這些的人應該相當少數，付出的代價也很可能是一般人負擔不起的。年輕時該達到的目標其實不是高位或高薪，而是認清各種目標的優先順序，決定哪些是自己要努力追求的，哪些是可有可無的。

這趟回去也單獨和兩個大學同學吃飯，有時間聊得比較深，很驚訝兩個人都挺羨慕我在美國的生活，也都說有可能的話會想離開台灣定居。他們對現狀的不滿都是無法控制的外在因素，主要是在政治經濟環境，以及最重要的一點，教育。我聽得也頗有感慨，但又不知從何勸解起，想起「圍城」，城外的人想攻進去，城內的人想逃出來。牆的另一邊的草總是比較綠，遠來的和尚總是比較會念經。

人生在世，其實大家都只是混口飯吃。看起來日子過得不壞的人，可能只是不太喜歡抱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