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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哈拉的塗鴉簿  孔德拉辛談音樂  (Jun 2, 10)

最近收進一張罕見的CD,裏頭有段孔德拉辛(Kirill Kondrashin)的訪問,談音樂與指揮。訪問時間是1981年,他過世前一個月,地點是洛杉磯,他當時去客座指揮洛杉磯愛樂。訪問雖然簡短(約十一分鐘),但從中應該能對他的音樂與指揮風格找到些脈絡。聽寫翻譯如下:

一.不同樂團之間有何異同?

我認為現在樂團間的差異性比二十年前小得多。當年我們有許多偉大的指揮,像托斯卡尼尼(Toscanini),萊納(Reiner),米特羅普洛斯(Mitropoulos),華爾特(Bruno Walter)等等。他們幾乎都有專屬的樂團,並且把樂團訓練成具有自己獨特的風格。所以克里夫蘭有所謂”賽爾(Szell)的聲音”,芝加哥有萊納的聲音。當時這些指揮有很多機會能排練,並且花很多時間去排練每個演出曲目直到滿意。例如托斯卡尼尼每個曲目要排練六到八次,所以他能得到他要求的成果,讓樂團演奏出托斯卡尼尼風格。現代的樂團水準並沒有不及以往,全美頂尖的五,六個樂團仍然有最好的音樂家,並且有足夠的技術水準奏出美好的聲音。可是,這些樂團的聲音都很類似而失去了特色,因為現代的指揮最多只能得到三,四次的排練,這是不夠用來完成準備的。樂團也許知道指揮的意圖,但是無法確切掌握指揮要求的特定演奏風格,我指的是諸如細微的音色變化(nuance)。同樣一段音樂在演奏時可以有上百種不同的表現方式,它們的差異非常細緻,何處該快慢或強弱,指揮需要把自己要的演奏方式解釋清楚讓樂團瞭解。如果排練時間不夠,指揮就會沒有足夠的時間解釋清楚。我前幾年拜訪倫敦最好的交響樂團,當時有一位知名的指揮要在幾個月的期間演出馬勒的全部十首交響曲,並且樂團在這期間仍然演出其他音樂會。我問樂團經理:這位指揮演出馬勒全曲之前一共排練多少次?他回答:”大約二十次”。所以十首交響曲只排練二十次。我又問:樂團上一次演出馬勒六號或是七號交響曲是多久以前?經理回答:”大概十年前”。這麼說來,從上次演出以來已經有大概一半的團員已經換掉了,而新的年輕團員從來沒演奏過馬勒。馬勒的音樂有特殊的音響細節,我認為對指揮來說是最困難的作曲家。以這樣的排練次數,指揮根本沒時間解釋清楚。經理說:”但是演出很成功”,或許如此,但這就難怪你聽不同樂團演出同樣作品的聲音也都一樣。指揮沒辦法表現自己的獨特性與詮釋,而對馬勒的交響曲來說,聲音與樂團聲部間的平衡是最重要的關鍵,我想這位指揮是沒辦法做到的。

二.你在莫斯科時是不是能得到你所要求的排練時間?

是的。在蘇聯我們的方法不太一樣。如果首席指揮要準備一首新的曲目,他能夠完全得到他所需要的排練。樂團當然還是要照常演出音樂會,但我們往往不經排練而直接出場演出舊的曲目,而把省下的排練時間用來準備新的曲目。

三.音樂家的國籍是否與同國籍作曲家的音樂詮釋有直接關係?

當我初次到西方國家演出時,大家對我指揮俄羅斯音樂特別感興趣。直到現在,俄羅斯指揮往往受邀指揮俄羅斯音樂,匈牙利指揮受邀指揮匈牙利音樂。我認為這是個大錯誤,對藝術表演非常危險。即使是民族樂派的音樂,仍然有多種不同的詮釋方法,而並不只有從國家或民族出發的觀點。有許多例子證明最佳的詮釋可能是來自其他國家的音樂家。像柴可夫斯基,他本身是個糟糕的指揮,演出他自己的五號和六號交響曲是大失敗,而他的交響曲的最佳詮釋來自於尼基許(Nikisch),他是個活躍於德國的匈牙利籍指揮。另一個例子:卡拉揚(Karajan)曾率維也納愛樂(按:應該是柏林愛樂,1969/5/29,莫斯科)到莫斯科演出蕭士塔高維奇的第十號交響曲,這首曲子在俄羅斯早已建立了演奏的典型。但是他的演奏帶來許多有趣的觀點,從而改變了俄羅斯的演奏典範。庫塞維斯基(Koussevitzky)是俄羅斯人,他擔任波士頓交響樂團指揮很長的時間,並且首演巴托克的交響樂團協奏曲(Bartok's Concerto for the Orchestra)。他指導樂團時展現出他對這首曲子的了解有如他生來就知道,但他其實是俄羅斯人。國籍的迷思有兩個危險之處:其一是你如果只去專精於自己國籍作曲家的音樂,你就失去了開發其他領域的可能性。其二,當你在其他國家指揮演出自己國籍作曲家的音樂,你有可能為聽眾樹立一個錯誤的標準。比如說你演出柴可夫斯基,因為不常在當地演出,樂評可能因為新鮮而給予好評,並且認為俄羅斯指揮當然比較懂得指揮柴可夫斯基。這其實是個錯誤的成見,因為有許多俄羅斯指揮演出的柴可夫斯基其實非常糟糕。這種成見是一種錯誤的迷信權威。

四.俄羅斯學派在現代有何改變?

俄羅斯式的音樂演奏傳統依然存在,但是這種傳統先前在發展過程中沒有接觸其他的演奏方式,直到1950年代中期,西方頂尖的樂團到俄羅斯訪問後才被打破。1956年波士頓交響樂團來訪,造成革命性的影響。他們樂團的聲音和俄羅斯樂團完全不同。並不是說俄羅斯樂團的聲音不好,但是我們對於處理瞬間音量增減(attack of the sound),彈性速度,甚至樂器的使用都不一樣。比如說,當時所有俄羅斯樂團都使用德國雙簧管。我們開始改變,雖然這不表示我們完全接受美國學派,但我們採用了其中最好的部分與俄羅斯學派互補。現在已經無法區分哪些是原來的俄羅斯學派哪些是美國學派,它們已經完全融合了。

以上是訪問內容。

我聽完這篇訪問後一直好奇孔德拉辛說的那位在倫敦指揮馬勒交響曲全集的指揮是誰,據我推想應該是鄧許泰特(Tennstedt)指揮的LPO。從這篇訪問也能看出他對馬勒作品很有見解,可惜他只演奏過一,三,四,五,六,七,與九號。缺二八,我不負責任的揣測是因為莫斯科音樂廳沒有像樣的管風琴。Melodiya出的CD音質相當好,孔德拉辛的馬勒有特殊的風格,速度極快但完全不覺得趕或急燥,有他自己的節奏感。動態非常大,聲部非常平衡。這些錄音大多完成於60年代,那時候西方樂團根本沒什麼人在演奏馬勒。他到西方世界後指揮歐洲樂團只有兩個馬勒的錄音,一個是1979年指揮阿姆斯特丹大會堂樂團現場演出的馬勒七號(CD: Tahra 451),另一個是他的最後一場音樂會,1981年指揮北德廣播交響樂團演出的馬勒一號。我個人認為他的這些馬勒錄音全都能列入名演奏,尤其是新的一號七號,以及在莫斯科的三號六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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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  (Feb 23, 12)
忍不住想要炫耀一下。你知道這場音樂會除了馬勒六以外的其他曲目嗎?是Gyorgy Pauk擔任獨奏的Shostakovich Violin Concerto No 2.。我的CD不是Hanssler出的,來源應該是同一個廣播錄音,雖然是立體聲,很可惜的是音質不佳。

孔德拉辛的馬勒六應該是極端異類,但我聽過之後卻覺得就是應該要這樣才對。這哪是悲劇,分明該是英雄。

Jackie  (Feb 23, 12)
前陣子有張孔德拉辛的錄音出土
原來在1981年一月(也就是他過世前兩個月)
他指揮了德國西南廣播管弦樂團錄下馬勒第六號交響曲
德國唱片公司hanssler在2011年終於讓這張傳奇錄音曝光
才知道原來除了1979年指揮阿姆斯特丹大會堂的馬勒七和1981年指揮北德廣播交響樂團的馬勒一外
還有這麼一張遺珠

整體詮釋還是不脫孔德拉辛一貫的馬勒風格,大開大闔
聽起來相當過癮

Val  (Jun 3, 10)
我認同他對國籍與音樂關係的見解,不過那是有時代背景的。因為冷戰,60到70年代西方還不常接觸俄羅斯音樂家與音樂,也許因為新鮮而傾向給予超過應有的評價,也許是為了平衡這種國籍成見,所以孔德拉辛有這樣的談話。

現在的情況也許有些不同,因為商業導向,許多音樂家被塑造成明星,大量演奏錄製各種不同作曲家的音樂。看看Ashkenazy早年錄的那些鋼琴曲,Abbado的各種管弦樂,以及市面各種成套的貝多芬,馬勒交響曲全集,俊男美女們在大廠出的那些CD。現代的錯誤迷信權威已經從國籍的迷思轉變成對古典樂明星與大廠的迷思。

”即使是民族樂派的音樂,仍然有多種不同的詮釋方法,而並不只有從國家或民族出發的觀點。”這句話也是有時代背景,因為當時還沒有野田妹,也沒有郎朗。而這句話剛好可以用來替所謂”東方觀點的西方古典樂傳統”來背書。獨特觀點與惡搞之間,其實只是薄薄的一張紙。

其實對指揮的敏感度比不上獨奏者,這個事實正好證明孔德拉辛所說的樂團沒有特色,誰來指揮聽起來都差不多,因為排練與準備不足,所以能做到最好的結果就是不出紕漏。現代的錄音又讓這現象更糟,為了達到技術上不出錯,一首曲子要錄多次然後剪接,出錯時可能要從中間重新開始錄。不但指揮與樂團傾向於儘量小心不要出錯,從中間錄多次後也不可能保持感覺,最後出的CD多半是技術無誤但是平庸缺乏活力。

交響情人夢電影版我還沒看,我聽說Sony找郎朗來彈電影裏最後的莫札特,一時就覺得有點無力。Why not Bartok? or Prokofiev, even Rachmaninoff? Why Mozart?

suzy  (Jun 2, 10)
"三.音樂家的國籍是否與同國籍作曲家的音樂詮釋有直接關係?

當我初次到西方國家演出時,大家對我指揮俄羅斯音樂特別感興趣。直到現在,俄羅斯指揮往往受邀指揮俄羅斯音樂,匈牙利指揮受邀指揮匈牙利音樂。我認為這是個大錯誤,對藝術表演非常危險。"

不知道對於演奏家來講是否一樣? 不過我倒是蠻同意接下來那句"即使是民族樂派的音樂,仍然有多種不同的詮釋方法,而並不只有從國家或民族出發的觀點。"


老實說,我對指揮的敏感度,完全比不上演奏者的...一首曲目要是播放讓我聽,然後問我是誰指揮的,我想除非是我聽到爛的CD,不然我應該聽不出來!

suzy  (Jun 2, 10)
最近新作不少,對身為讀者的我來說,真是幸福!

雖然偶爾會有罪惡感,想到也該寫下自己的一些想法來分享.

又, 交響情人夢有電影版,你看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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